给《理想国》骗子的忠告（一）

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非诗人和艺术家要这样，实在是他们只能如此。——  巴布罗·毕卡索(Pablo Picasso)

图一

喜见这两年来，越来越多艺文界人士积极介入社会，运用各种视觉媒体或批判社会，或表达对社会的期盼。

信手拈来，便有已故导演雅思敏（Yasmin Ahmad）及张子夫(Pete Teo)等人在2009年制作的15Malaysia电影计划（图一），里头集合了十五位导演的电影短片创作，各自表述眼中看见的马国社会现象，明喻有之，暗讽亦有之，属于难得尖锐的集体创作，一时感染不少民众。

另外，网络歌手（如今已晋升导演）黄明志，几年来不知疲倦，通过网络发表大量具社会批判意识的歌曲，用以控诉众多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影响了不少年轻歌迷，锐化年轻人的思维之余，也逐渐带动多位年轻歌手投入创作类似的歌曲。

近日来，彭亨州关丹格宾坚持建造稀土厂一案，民众积极抗议示威不果，终于引来陈翠梅、刘诚达等一众新锐导演投入制作“如何在辐射污染中生存”系列反讽短片，用以声援反稀土厂运动，也是艺文人界士以艺术手段介入批判社会另一例（图二）。如今，以张子夫为首的制作团队於马来西亚日再次推出另一项名为‘Undilah’的音乐影像视频计划，呼吁各界人士当以老板自居，并认识自己有权通过投票，淘汰表现不佳的执政集团，同样为惯常沉溺娱乐氛围的马国社会带来一股清新风气。

图二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见，当艺术得以与公众紧密地进行互动时，便能开展其本质上拥有的：唤醒民智、改善社会的力量。

拜互联网崛起所赐，在社会声音和言论自由都被各类法令截断的情况下，成功搭起了另一种言论平台，让更直指要点的批评，化成各种形式——包括现在尤其流行的多媒体艺术形式——在网路上以倍数计算的速度流窜开去，一洗过往资讯呆滞，或资讯只为政府服务的闭塞情况。

这种情况，一样发生在本该以先锋姿态（Avant-garde）存在的马国艺术圈里。奈何马国艺术圈，何以依然普遍沉缅在怀旧的情绪里头，或纯粹玩味形式，却少见叛逆姿态？所谓先锋派艺术，旨在将反叛精神当成首要匾额来看待，举凡形式、观念、看法、理论等方面，都要求不断革新，背叛过去，推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反叛精神必先表现在艺术家各自构成与表现的形式特征上，然后才体现在对社会体制或文化生活的情感表达。

图三

翻开西方艺术史，可以看见西方社会自被宗教政治松绑，走向科学与工业发展以后，社会冲突与矛盾未见减弱，反而不断加剧，才让敏锐的艺术家从宫廷走向社会，催生了现实批判主义艺术的兴起，往后，顾影自怜的形式主义，渐渐难以全然担起净化人心的社会功能，更有了聚焦於社会事件的艺术创作，以观念为主导，技术成为配角，技术服务观念。以美国为例，二战以后的冷战背景下，纷纷出现了大批以社会和政治为主题的艺术创作，用以挑战各种社会对‘战争’、‘暴力’、‘贪腐’、‘人权’、‘种族歧视’等课题的既定观念。例如美国画家利昂·戈卢布（Leon Golub）的艺术创作，便热衷反映恐怖主义的面貌，揭露酷刑对社会公义带来的残害（图三）。

到了九十年代，上述课题去势渐弱，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则成为了另一波挑战既定社会认知的艺术圈流行创作风潮。譬如关注当代青年生活意义的穆特安（Muntean）和劳森伯（rosenblum）的联袂画作，这两人经常藉由创作，揭示当代青年对生活的焦虑和空虚，进而阐释个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图四）

图四

社会情势不断变更，却持续提供艺术家以视觉资源，成为创作题材；倒过来看，艺术家从个别社会现象挖掘出来的资源，经过艺术手段的转化后，不也经常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在其著作《艺术社会学》里便说过：“艺术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可以批判社会，可以诊断和医治社会的病害。”他还说：“当艺术成了骚动、革新、革命的推动力，当它表达了否定现存秩序的意愿并用破坏来威胁它的时候，艺术的社会影响，它对创造社会所起的作用，就成为显而易见的了。”（注一）

不过，艺术的这种‘破坏’功能，对于马国执政集团来说，显而易见、理所当然地不受欢迎。所以我们从来很难在受钳制的媒体报导或杂志上看见任何稍具控诉成分的艺术创作——即使有，也属控诉地球生态条件等脱离本土语境的创作——盖因难有媒体愿意被扣上煽动群众的帽子，而惹上莫名其妙的司法麻烦。关于这点，一点也不难理解，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智者如柏拉图(Plato)也视艺术家为骗子，他认为，这些模仿真实的工匠耽于制造幻觉，制造幻觉等于制造危险，因此，他在《理想国》第10卷中，便极力主张抵制艺术家，拒绝让这些人出现在他设想的理想国度里。（注二）所以，在互联网崛起以前，大众媒体被各种法令恶劣夹持的情况下，所谓的先锋派艺术——如果真有的话——普遍受到漠视的待遇，极少（甚至不可能）能在平面及电视媒体里展现其破坏力度，与公众展开对话，提供让公众集体进行反思的机会。

或许，过去数几十年来，在马国社会媒体专注渲染歌舞升平的氛围下，艺术家的社会意识变得薄如蝉翼，乃逐渐掉入关怀花草、鱼鸟与山水之间的世界里，或迷恋堆砌华而不实的民族符号，却形成艺术逃离空谷的情况，即背离了社会现实，也背离了世界艺术的发展趋势。又或许，马国艺术家的政治敏感度太强，在内安法令的粗暴面目前，艺术家觉得表达自由既被活生生地剥夺，才选择了逃入象牙塔内，沉默不语，藉物寄托郁郁志向。

无论如何，今天的马国社会在众多社运人士积极推广社会运动，加上各界评论员对各造时事的热烈抨击，以及越来越多‘骗子’终于舍身进行争取以后，马国民众总算见证了308海啸与709黄色奇迹的出现。惟明日更丰硕的果实，必然来自今日辛勤流下的汗水，马国的艺术与文化建构若想得到更多提升，必然少不得更多勇敢而坚定的声音，而非噤若寒蝉，楚楚可怜的怨妇姿态。

用毕卡索曾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与尤抱琵琶半掩面，并期盼更多自由的你我共勉：“……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东西，的确不该获得自由。艺术和自由，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来，用来反对现存秩序。一旦艺术成为官方性质，并向所有人开放，它就成了新的学院派。……要是有朝一日允许艺术畅通无阻，那是因为艺术已经被淡化，显得软弱无力，不值得为之奋斗了。”（注三）

既已成为骗子，便别期盼走入理想国以内，享受自由安稳的日子。

骚动，才是你的职业。

注一：资料引自[中]杨琪《艺术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注二：引自[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40页

注三：参看陈丹青《纽约琐记》，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05页

（本文已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艺文，18/0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