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家地
















说的其实是花家地。

这个位于北京北四环东北角的社区,自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迁入以后,由于陆续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和艺术系学生进驻,才渐渐产生了‘画家地’这另一个名字来,如果拿它原来的名字——花椒地——与其对比起来,恰好显露了中国大陆从农业发展往经济、文化、艺术方面过渡的轨迹。

我是04年秋天到央美(中央美术学院简称)学油画的,08年夏天结业。为什么是北京,而非欧美?这问题我回答了不下百次。不怕你笑话,当时懵懂的我(现在未必更好)到北京的理由非常纯粹,一乃我想感受大陆办奥运那天天向上的气氛,二乃既然经常被吆喝回‘祖国’去,那就过来看看呗。这当然是煽情的一面。现实的一面则是我对现实主义(又作写实主义)的兴趣所致。

学画期间跟恩师胡建成先生的几次交谈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说起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大意是中国艺术之所以受瞩目,无非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政府放弃掌控整体经济,以致多个国家都觊觎其庞大而待开发的市场,所以这块巨型磁铁,总算引起全球关注,而文化交流于是成了频繁的派生外交活动。艺术作为凝聚民众精神的文化载体,自然也受到高度瞩目,大家都想藉此窥看中国人想的是什么,玩的又是什么。

的确,我也是后来的此时,终于才把各种点串连成一条蜿蜒曲折的中国近代艺术史,尤以发生在北京这个政治与文化两相经纬交错而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政治积极驾驭艺术,另一方面艺术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地向政治反扑。

中央美术学院是毛泽东题的名,它在1950年成立,首任院长为海内外所熟悉的艺术家徐悲鸿。央美的前身为北平艺专,再上溯则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在教育家蔡元培积极倡导‘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背景下成立的,时为1918年,发展艺术与审美教育成了应对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里的关键任务,启蒙人物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皆提出通过美术教育提升科学思想,改造社会的理想。蔡元培对美育的期待更殷切,他觉得“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并且认为艺术对情感和想象力的培育,可以使人类超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成为文明演进的动力。(见注一)这个信念,埋下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基调,主导了后来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等人的艺术教育观。

可惜,这个基调——艺术对国民文化思想和道德的社会现实作用——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后,逐渐变质。本来,要求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是希望达到通过审美教育群众,创造更美好社会的目的,但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话》上奉为经典论述后,慢慢地走向艺术不为人民服务,而为共产党服务的畸形路线,这是老毛积极发展极权后的灾难性结果。苏化运动时,中国走的是社会现实主义路线,画家手中画笔无奈变成意识形态地的宣传工具,其余知识青年则被老毛派遣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隔绝知识份子群聚,以图散播‘危险思想’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清算右派的十年内,文明进程骤然倒退发展,文化学者老舍、傅雷等人皆被逼走向绝路。这也是中共建国以来,政治第一次大规模骑劫文艺发展。

十年文革运动在毛泽东去世后,表面告一段落,实则埋下批斗心理,祸延至今,影响力难以估计,这相信是鲁迅、蔡元培等人当初始料未及的结果。中央美院作为领头羊的角色,文革后首先恢复人体模特儿教学,复办《美术研究》,并创办《世界美术》,致力引介美术新知,(见注二),在资讯流通凝滞的年代,重新注入绵绵思想活力,并引来长期压制后的反弹,各种热烈讨论,才又开始展开;各种试图撞击政治的艺术活动,也才展开序幕。而邓小平鉴于过往教训,上台后大刀阔斧,提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再严格管制文艺思想,积极展开敦亲睦邻计划,一时各种盘根错节的西方艺术资讯与思想纷纷拍岸东来,影响了许多文艺青年,乃至在北京这个文化与政治中心陆续出现了诸如《星星美展》、《八五现代艺术运动》、《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等冲击官方艺术模式的后现代艺术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星星画会出来了钟阿城、艾未未这样的前卫人物。(见注三)

《星星美展》在79年以横冲直撞的姿态冲击了中国官方美术,往后的十年内,影响了不少艺术青年的创作思维。尤其《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更是理想青年们力图运用前卫艺术冲击封建政治的平台,希望借艺术力量逐渐改变政治生态。可惜,画展以后的三个月,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大镇压,却判了艺术青年的政治理想一个无期徒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那么靠近革命前线。正如张晓凌在所说,‘89年给艺术家偿服了一幅大剂量清醒剂,使他们猝然醒转,政治那些独特而深奥无比的游戏规则不是艺术家狭窄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见注四)

90年代后,邓小平同时加速发展经济,结果造就艺术商品化的现象,外国艺术画廊纷纷进驻北京,而引起他们兴趣的,除了传统书画艺术以外,下来便是与政治若即若离的中国当代艺术。93年,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方力钧打哈欠的光头形象,标题‘打哈欠救得了中国吗’,标志着新一代中国人消极对待政治的开始,对比五四运动的革命理想,新一代艺术青年选择趋向表现鄙夷现实的无聊感,这种现象,被艺评家栗宪庭总结为玩世现实主义。同此表达无意义生活而获得相等瞩目的艺术家,还有刘小东的写实艺术。另外一个备受注意的艺术走向,则是消费诸如毛泽东头像或文革大字报等中共符号的政治波普风,代表画家有王广义、邱志杰等人。

另一边厢,面对各种现代思潮袭击,央美艺术教育则选择徐悲鸿的思想策略,坚持以写实主为学院教学主张的思维,把持写实训练乃促成艺术家认识空间、结构、色彩的唯一途径,同时,也将其视为中国新潮艺术汲取奶水的源头,并以以严谨的学术精神,逐步稳健向前,以图让黄色脸孔在世界画坛逐渐耀眼起来。这点基本上与邓小平的务实作风,平行并列前进。於是,与中央美院为主的新写实画风,在以靳尚谊、杨飞云、王沂东、朝戈等人的长期坚持下,也在中国画坛上架起另一支坚实队伍,促使一波又一波的艺术学生,每年都前仆后继地往‘北京画家地’投奔,追逐实现民族自信的理想。惟这个主张,恐怕面对最多质疑,盖因表皮牵涉太多熟悉样式,骨子里的新陈代谢,究竟难以察觉。

面对政治现实的两种态度,一为正面理解,一为方面嘲讽,现实/写实主义却在此消彼长的叫嚣声中,在中国这块黄土地上矗立成艺术流派里的最大支队伍,有学者分析指出,此等成绩若论功行赏起来,却是毛泽东在前,蔡元培、徐悲鸿等人在后。如今,中国国力持续茁壮,国际拍卖行里的黄色脸孔,屡创拍卖佳绩,中国收藏家也开始被当成推动艺术市场的动力(见注五),或许真印证了佩斯画廊的总裁格里姆彻所言;“文化大革命一词曾是灾难,而现在,却代表繁荣之景。这就叫否极泰来”。

可见,勃勃生机总和矛盾、痛苦与斗争相伴啊。





注一:资料引自[中]殷双喜《艺术与政治:蔡元培与五四时期的美术教育》,雅昌艺术网,2011年8月7日。

注二: 参看[台]林惺嶽《中国油画百年史》,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341页。

注三:著名的英国《艺术观察》杂志上刊登出年度全球艺术界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今年早些时候曾被中国警方拘禁两个多月的艺术家与异见人士艾未未,名列榜首。

注四:张晓凌<当代文化转型的标志——中国油画双年展>,《艺术潮流》,1993年第4期,第80页。

注五:內容參考自《收藏家的新‘文化大革命’》,雅昌艺术网,2011年10月13日。‘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会上,一位中国买家以2130万美元的高价买走了当晚最贵的画毕加索的《Femme Lisant (Deux Personnages)》。去年,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匿名电话竞拍者,以1.065亿美元的天价参与竞拍佳士得拍卖行推出的毕加索名画《Nude, Green Leaves and Bust》。’




(本文已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艺文,16/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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