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重心的社会造型

先得从培根谈起。不是哲学家培根，而是英国画家培根（Francis Bacon, 1909 - 1992）。

培根的画，多使用人体和肖像画进行表达，但他画里的那些人物形象，从来不完整，往往被画家扭曲得面目全非，四肢走位。对此他自己说，‘人们应当认识自己是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在游戏当中必须抛弃理性’，所以他那些残缺而模糊的人体画里，都带有神秘的肢解痕迹，然他说这更靠近‘观念中的写实’，即他认为人只是短暂的存在，一切都在变化和消失，所谓肉体，说穿了，便是一堆血肉的有机组合，肉眼也许难以察觉，但血肉里的份子，时时刻刻骚动。

有人在艺术史那么定义培根的画，说这些形象极可能源自二战带来的精神创伤，所以，画家才都在创作不规则的残缺形象，一辈子经营使人看了倍觉惊恐的画面气氛，来表达他对战争不仁，以大众为刍狗般屠宰的内心经验。

大致介绍好培根的绘画思维，才能进入谢泽琳的绘画世界，尽管有人用凡高的笔触来形容他的画，然而他说他喜欢培根那种解构形体的逻辑。此前，我先得说明，在一个画家走入棺木以前，任何武断为他的创作盖棺定论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他最后会走向哪里。甚至，画家往往自己都不知道。

Falling Figure in Bathroom

所以，此刻我只能分享我的观画经验。这些观感，也许画家嗤之以鼻，或觉如遇知音，全凭二人知识结构相符与否而定。

泽琳在最近的个人展《To whom it may concern: Being》里造出了一大批极具骚动意味的形体。这些形体，据泽琳自己解释，他是透过视触的方式——用线条像盲人般触摸各种日常物件——建构出来的，具体方式是用底层黑色作为真实描绘痕迹，中层白色是连接碎片的桥梁，也是覆盖痕迹的角色，最后才运用些许色彩作为润饰，呈现意义。不过画家补充，他把意义那一层看得很淡。

虽然如此，泽琳仍从各造社会事件中感知了种种运动带来的冲击，汲取造型灵感，并尝试从中造型。 在画家经营的世界里，我看见了各种时而抽离，时而冲击彼此的团块，它们都脱离地心引力的束缚，没有重心，重力随处倾斜，有者干脆悬浮半空。诡异的是，身处在展场里，我即使宁静不动，各组画里那些贲张而骚乱的团块都像长了脚似的，自动迎面走来将我罩住，这致使我那心里平静的湖面，终于有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借鉴培根式逻辑，泽琳各组画的运动团块皆提醒了我身处当今社会空间的不安与无力感。

我想特别说一说坠落系列，这组画里的视觉形象和活动状态首先使我心悸。

Falling Figure in Pool

坠落系列分别有‘Falling Figure in Bathroom’、‘Falling Figure in Stairs’及‘Falling Figure in Pool’三张画，分别描绘在各种场合坠落的动态。画家坦言，这是他从这几年频密发生的坠楼事件中产生的过虑反应，所以才不由经常在一些日常背景里，投射他那神经质的被害心理。但早在画家分析创作缘由以前，我在展场里便已在画前产生强烈的颤动。赵明福与关税员坠楼事件，及面子书上各种失恋、失意的悲观坠楼示威，都曾经为我带来心理颤动，造成我每每经过高楼，脑筋里都要掠过文明与发展带来的悲剧之反思，感悟生命的脆弱其实就潜伏在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里。从泽琳这组画里，我看到的正是画家面对脆弱的直观结果，这种结果是心理运动的再造，即画家设法将构成他生命状态里的那些心理因素组织起来，并尝试从中调停冲突和矛盾，让感情找到合适的宣泄。所以，眼前那些向某点坠落而形成漩涡状的神秘式样，正是这几年画家面对坠楼新闻的心理痕迹，以及视觉记忆。但这个视觉记忆，深深牵动我心，以致凝视越久，心理起伏越高。

存在过的痕迹则是另一个画家关心的课题。譬如‘Nothing Happened Here’，便是709情愿活动的痕迹再造，画面各处充斥欲盖弥彰的黑白两面争夺手段，以及盖也盖不住的黄色思潮。画家说，这幅画的创作初衷，在于表明他对主流媒体的选择性碎片呈现下，对真相的锲求心理。这场画展里的其他画作，各组画里那些不可名状物都能轻易牵动我，那种团团转的氛围，都让我的思维不免往各种社会纷争进行主观臆测。当中，不免有对号入座的成分。

然而，观画本来就是一场再造活动，展场也只是一个提供心理补偿的平台，让各类观画者各取所需。而画家的创作，是经由自我观造以后，通过展览活动提供一面照妖镜，让过于方便的文明社会里容易麻木的心理状态一一浮现起来，藉由作品与自己对话。从画作里看到了悸动，便是情感上产生共鸣；没有感觉，也许是过多语言分析，麻痹了感知能力，亏待了双目；又或者是磁场不对，因而无缘对话，那也正常。

正如这场展览的名称，‘只给相关人士’，没在场见证过，触摸过，切勿逞强表态。

啊，好端端的，我竟想起了廖部长！

Nothing Happened Here

（本文已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艺文，13/1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