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11

北京画家地
















说的其实是花家地。

这个位于北京北四环东北角的社区,自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迁入以后,由于陆续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和艺术系学生进驻,才渐渐产生了‘画家地’这另一个名字来,如果拿它原来的名字——花椒地——与其对比起来,恰好显露了中国大陆从农业发展往经济、文化、艺术方面过渡的轨迹。

我是04年秋天到央美(中央美术学院简称)学油画的,08年夏天结业。为什么是北京,而非欧美?这问题我回答了不下百次。不怕你笑话,当时懵懂的我(现在未必更好)到北京的理由非常纯粹,一乃我想感受大陆办奥运那天天向上的气氛,二乃既然经常被吆喝回‘祖国’去,那就过来看看呗。这当然是煽情的一面。现实的一面则是我对现实主义(又作写实主义)的兴趣所致。

学画期间跟恩师胡建成先生的几次交谈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说起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大意是中国艺术之所以受瞩目,无非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政府放弃掌控整体经济,以致多个国家都觊觎其庞大而待开发的市场,所以这块巨型磁铁,总算引起全球关注,而文化交流于是成了频繁的派生外交活动。艺术作为凝聚民众精神的文化载体,自然也受到高度瞩目,大家都想藉此窥看中国人想的是什么,玩的又是什么。

的确,我也是后来的此时,终于才把各种点串连成一条蜿蜒曲折的中国近代艺术史,尤以发生在北京这个政治与文化两相经纬交错而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政治积极驾驭艺术,另一方面艺术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地向政治反扑。

中央美术学院是毛泽东题的名,它在1950年成立,首任院长为海内外所熟悉的艺术家徐悲鸿。央美的前身为北平艺专,再上溯则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在教育家蔡元培积极倡导‘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背景下成立的,时为1918年,发展艺术与审美教育成了应对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里的关键任务,启蒙人物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皆提出通过美术教育提升科学思想,改造社会的理想。蔡元培对美育的期待更殷切,他觉得“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并且认为艺术对情感和想象力的培育,可以使人类超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成为文明演进的动力。(见注一)这个信念,埋下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基调,主导了后来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等人的艺术教育观。

可惜,这个基调——艺术对国民文化思想和道德的社会现实作用——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后,逐渐变质。本来,要求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是希望达到通过审美教育群众,创造更美好社会的目的,但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话》上奉为经典论述后,慢慢地走向艺术不为人民服务,而为共产党服务的畸形路线,这是老毛积极发展极权后的灾难性结果。苏化运动时,中国走的是社会现实主义路线,画家手中画笔无奈变成意识形态地的宣传工具,其余知识青年则被老毛派遣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隔绝知识份子群聚,以图散播‘危险思想’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清算右派的十年内,文明进程骤然倒退发展,文化学者老舍、傅雷等人皆被逼走向绝路。这也是中共建国以来,政治第一次大规模骑劫文艺发展。

十年文革运动在毛泽东去世后,表面告一段落,实则埋下批斗心理,祸延至今,影响力难以估计,这相信是鲁迅、蔡元培等人当初始料未及的结果。中央美院作为领头羊的角色,文革后首先恢复人体模特儿教学,复办《美术研究》,并创办《世界美术》,致力引介美术新知,(见注二),在资讯流通凝滞的年代,重新注入绵绵思想活力,并引来长期压制后的反弹,各种热烈讨论,才又开始展开;各种试图撞击政治的艺术活动,也才展开序幕。而邓小平鉴于过往教训,上台后大刀阔斧,提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再严格管制文艺思想,积极展开敦亲睦邻计划,一时各种盘根错节的西方艺术资讯与思想纷纷拍岸东来,影响了许多文艺青年,乃至在北京这个文化与政治中心陆续出现了诸如《星星美展》、《八五现代艺术运动》、《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等冲击官方艺术模式的后现代艺术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星星画会出来了钟阿城、艾未未这样的前卫人物。(见注三)

《星星美展》在79年以横冲直撞的姿态冲击了中国官方美术,往后的十年内,影响了不少艺术青年的创作思维。尤其《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更是理想青年们力图运用前卫艺术冲击封建政治的平台,希望借艺术力量逐渐改变政治生态。可惜,画展以后的三个月,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大镇压,却判了艺术青年的政治理想一个无期徒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那么靠近革命前线。正如张晓凌在所说,‘89年给艺术家偿服了一幅大剂量清醒剂,使他们猝然醒转,政治那些独特而深奥无比的游戏规则不是艺术家狭窄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见注四)

90年代后,邓小平同时加速发展经济,结果造就艺术商品化的现象,外国艺术画廊纷纷进驻北京,而引起他们兴趣的,除了传统书画艺术以外,下来便是与政治若即若离的中国当代艺术。93年,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方力钧打哈欠的光头形象,标题‘打哈欠救得了中国吗’,标志着新一代中国人消极对待政治的开始,对比五四运动的革命理想,新一代艺术青年选择趋向表现鄙夷现实的无聊感,这种现象,被艺评家栗宪庭总结为玩世现实主义。同此表达无意义生活而获得相等瞩目的艺术家,还有刘小东的写实艺术。另外一个备受注意的艺术走向,则是消费诸如毛泽东头像或文革大字报等中共符号的政治波普风,代表画家有王广义、邱志杰等人。

另一边厢,面对各种现代思潮袭击,央美艺术教育则选择徐悲鸿的思想策略,坚持以写实主为学院教学主张的思维,把持写实训练乃促成艺术家认识空间、结构、色彩的唯一途径,同时,也将其视为中国新潮艺术汲取奶水的源头,并以以严谨的学术精神,逐步稳健向前,以图让黄色脸孔在世界画坛逐渐耀眼起来。这点基本上与邓小平的务实作风,平行并列前进。於是,与中央美院为主的新写实画风,在以靳尚谊、杨飞云、王沂东、朝戈等人的长期坚持下,也在中国画坛上架起另一支坚实队伍,促使一波又一波的艺术学生,每年都前仆后继地往‘北京画家地’投奔,追逐实现民族自信的理想。惟这个主张,恐怕面对最多质疑,盖因表皮牵涉太多熟悉样式,骨子里的新陈代谢,究竟难以察觉。

面对政治现实的两种态度,一为正面理解,一为方面嘲讽,现实/写实主义却在此消彼长的叫嚣声中,在中国这块黄土地上矗立成艺术流派里的最大支队伍,有学者分析指出,此等成绩若论功行赏起来,却是毛泽东在前,蔡元培、徐悲鸿等人在后。如今,中国国力持续茁壮,国际拍卖行里的黄色脸孔,屡创拍卖佳绩,中国收藏家也开始被当成推动艺术市场的动力(见注五),或许真印证了佩斯画廊的总裁格里姆彻所言;“文化大革命一词曾是灾难,而现在,却代表繁荣之景。这就叫否极泰来”。

可见,勃勃生机总和矛盾、痛苦与斗争相伴啊。





注一:资料引自[中]殷双喜《艺术与政治:蔡元培与五四时期的美术教育》,雅昌艺术网,2011年8月7日。

注二: 参看[台]林惺嶽《中国油画百年史》,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341页。

注三:著名的英国《艺术观察》杂志上刊登出年度全球艺术界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今年早些时候曾被中国警方拘禁两个多月的艺术家与异见人士艾未未,名列榜首。

注四:张晓凌<当代文化转型的标志——中国油画双年展>,《艺术潮流》,1993年第4期,第80页。

注五:內容參考自《收藏家的新‘文化大革命’》,雅昌艺术网,2011年10月13日。‘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会上,一位中国买家以2130万美元的高价买走了当晚最贵的画毕加索的《Femme Lisant (Deux Personnages)》。去年,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匿名电话竞拍者,以1.065亿美元的天价参与竞拍佳士得拍卖行推出的毕加索名画《Nude, Green Leaves and Bust》。’




(本文已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艺文,16/10/2011)

2.10.11

给《理想国》骗子的忠告(二)








古希腊智者柏拉图所以视制造幻觉的工匠为骗子,原因中肯,并非无可理喻。他在《理想国》里那么以为,模仿的技艺无非被动再现事物,不是通达真相的途径,因此,他不主张把这种他唤作卑下的活动,称之为艺术。

当然,‘再现’不是问题根源,毕竟在柏拉图的理念里,原型远胜一切,如何再现,都属于模仿,意义微薄。受教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理论,柏拉图重视抽象美,能将蕴藏在数学里的和谐、对称和尺度,技巧性地置入物质中再现,才能靠近理念世界。所以他推崇建筑艺术,尤於手工艺术。

关于模仿原型这个见解,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后来提出了有力的驳斥,他以一种更靠近现代的概念来诠释模仿这个行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模仿。不过,他为模仿所定下的注解,在于它可以把原型表现得更美,或更丑,它并非忠实地临摹原型,而是自由地接触原型(见注一)。这个概念将主体转向了艺术家,而非柏拉图所认为的原型凌驾一切,可谓跟现代艺术强调的自由精神平行。

柏拉图心态上蔑视艺术家,以致认为他们只是工匠,依我看来,问题根源在于他认为工匠“被动”,尤其“被动地模仿”等于被原型驾驭,缺乏自由意志。所以,‘被动’复制原型的一门手艺,既毫无技巧可言,也远离真理,自然不被重视。

今日在马国,重看两千年前发生的故事,依然亲切,因为这种错将模仿、再现、幻觉当艺术活动看待的事,还是频频发生。不只很多人将艺术行业当成一门手艺看待,即使很多艺术家自己也那么认为,也许有者心里超然地不那么以为,但实际上手上操作的,就是被动地模仿原型,毫无自由意志。

就我在美术学院求学、而今授课的观察所得,国人看待美育的姿态,使人摇头兴叹。我没唸过美工班,但透过中学唸美工班的学生口中得知,原来许多中学设立美工班的目的,理念相当荒蛮,就如两千年的想法一样,校方认为艺术即模仿再现工艺,毫无逻辑可言,正好适合对逻辑智能训练不敏感的学生。於是我常常可以听见校方习惯把这些学生往美工班里推的传闻,他们以训练手艺的思维,编辑美育课程,漠视数学逻辑与文史知识,乃至美工班成了变相的画画兴趣班。同时,也经常出现校方热衷劝退美工班学生、或干脆不让他们参加政府评估考试的现象,为的就是今天仍然屡见不鲜的混蛋理由——避免影响学校总体成绩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之所以在两千年后仍然没什么进步,原因之一自然是马国的艺术氛围严重沙漠化,原因之二,就是美术教育严重滞后了,这还得多亏刘玮伦在《学业成绩不是教育的终极标准》(见注二)那么提醒了我。

今天大概不会有人反对,马国基础教育早已畸形发展,走入仅以实用为取向的功利主义道路了,所以德育、体育、群育、美育等当属净化人心的课程,偏偏冷漠耽搁。尤其当诸多学校一再上演为了怕影响学校总体考试成绩,而禁止‘笨学生’进考场考试的戏码,就不难明白,到底有多少的校长和老师,比《理想国》骗子还要混蛋了,他们沉迷制造更具欺骗性的幻觉——让人以为考试总体成绩上扬,便是教育程度成长了;教育程度成长了,社会便该进步繁荣了。

但是,审视今天种种社会乱象,扪心自问,一味追逐经济成长的社会,因此变得更文明了吗?答案恐怕是贫富差距造成的掠夺案,好像成长得更快;贪婪舞弊促成的社会乱象,也似乎紧跟於后。

这是不是得归咎到我们的教育制度一直迷信于催谷考试成绩远比塑造人文素质重要,才导致我们社会除了制造出一群学术机器(也不怎么学术),也对等生产出一群公民意识薄弱、艺文水平低落的社会大众,还得请教专家学者开研讨会去评估一下。

只是,几十年下来,社会竟然有了美术科乃安放‘笨学生’之处的观念,也养成了艺术家不会读书,只好画画的刻板印象。这些‘笨学生’从被安排到美工班上课,到毕业为止,都显露了校方的歧视态度,和错误诠释美育功能,导致学生在陶养感情的过程中,全无自由意志可言,而长期领略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酸楚后,终于形成了法国哲学家丹纳(Hippolyte Taine)所说的被动人格:‘他流落在萎靡与腐化的人群间,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却又不甘屈服,只得整个逃避在艺术中’(见注三)。再用柏拉图的语境理解,马国艺术如今不只远离真理,还被动地远离社会了。

然而美育在马国的基础教育中,仅能如此被卑微地看待?

恐怕最先提倡以审美教育促进人类感性与理性和谐发展的德国文学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中国教育家蔡元培,不会同意这种视角。

不仅不同意,他们还要从棺木里头跳出来,骂街一番。

(续)


注一:引自[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276页

注二: 参看刘玮伦《学业成绩不是教育的终极标准》,当今大马,2011年9月27日,‘当今我国的教育一直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一味在强调以统一的要求、内容、进度、考试 和评量来要求每一位学生,学习内容主要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智能(数学、科学)和语言智能为主,而在德育、体育、群育及美育方面的教育大体上都不太获得重视’。

注三:参看[]丹纳艺术哲学》,曾令先 李群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1页。


(本文已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艺文,02/1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