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旅游服务?



近作“Makan-Makan 1 Malaysia”组画——名字的灵感启发自旅游局口号“Cuti-Cuti 1 Malaysia”——特别以餐厅菜单形式排列而成,致力描绘本土饮食文化参杂外籍劳工味觉记忆后而形成另种异国风味的现象,用以侧写近几年来我对马国多元社会及经济结构变迁的观察,图引起观者参与思考:“所谓一个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是否囊括外劳族群?而所谓本土文化,是否已然处在被稀释的过程中?”

这系列组画,于年前为国家视觉美术馆(National Visual Arts Gallery)一名项目策展主任邀约而开始构思,当时对方希望我能以组画形式来描绘马国多元社会的精神面貌,并在今年十一月的新加坡艺术博览会上展出。

我究竟年轻,感情智商仍然处在天真的状态之内,以为国家视觉美术馆相当重视我那骚动不安的批判冲动,所以回应以相当敏感的创作心思,在为当下多元社会现况进行了一段时期的相当观察以后,终于孕育出这组作品来,企图藉由饮食文化层面揭露此座移民城市里族群关系的相当彼此疏离。

其实创作过程中,我一度因其它计划繁忙而担心这组作品没办法赶在新加坡博览会展期前完成,曾向该策展主任请辞,拟退出参展计划。但该主任坚持让我继续完成,并称谓即使作品无法在新加坡博览会展出,仍可安排在其它计划诸如国家视觉美术馆在伦敦的宣传展会上展出。

结果今年十月初,我意外顺利地完成了作品,并将其送往国家视觉美术馆。岂料两天以后,该策展主任在前往伦敦公干的路上,请其属下致电给我——却选择不直接给我明确交代——声称该计划已经挪后,并请我将作品取回。

几日以后,我渐渐地嗅到了一种此组作品永不被当局录用的味道。

沉思数周,并向几位局内相熟人士旁敲侧击以后,我总算摆脱天真的状态,逐渐了解所谓国家视觉美术馆,其实仍然被执政政府骑劫的事实:即执政政府仍然寄望艺术在马国起着粉饰太平,并歌颂和平的作用。

这让我不由想起2007那年,导演蔡明亮的电影《黑眼圈》里因为描写各国外籍劳工在富都车站的故事而被电检局禁播的事来(事实上这部电影开启了我对外籍劳工生活状态的观察兴趣)。

当时,电检局以它“反映了吉隆坡的多个丑陋面”,其中包括“非法外劳散布各地,仿佛不受控制”,而与政府推广“2007马来西亚旅游年”的目标背道而驰,作为反对该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原因,他们认为那会使游客留下对马来西亚的负面印象。这便是典型马国官员经常抑制带有异议创作的例子。

而揆诸事实,这十几年来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因为无法负荷过高的劳力成本,许多中小型企业在迷恋更多生产力而拒绝付出对等薪资的情况下,引进大量廉价非技术型外籍劳工,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现象。

这群总数早己超越印裔人口比例的外籍劳工,除了在园林业、建筑业、女佣、按摩等行业扮领要角以外,而今更已开始散布、渗透各地社区环境及文化层面,影响着本国人民的生活状态。譬如在饮食界,他们从最初的端送茶水角色开始,现在已经逐渐过渡成应付本土食客味蕾的厨师角色。

这些都是社会现实的一面,无法被忽视/粉饰的现实面。眼睛仍然张着的、有社会责任的艺术家,没办法跨过这些现实面,选择从中汲取养分,并转化成点、线、面的色块组合,揭示他们对特定背景下的个体/群体生活的思考,显示出他们对社会与人性的关怀。

我以为,这样的艺术品不止可以让大马民众享受思想及表达的自由之余,也能促进游客认识这个具多元社会背景的城市,竟有此能耐兼容各种异议,而产生出正面观感来。

可是,官员们往往执迷于塑造一言堂的舆论格局,也同时迷恋制造多元背景和谐共存的假象,结果是各方舆论皆没办法在一个更开明的环境下,获得相互争鸣且相互成长的局面,乃至艺术思想近亲繁殖的现象频频发生。

较明显的例子便是马来西亚独立几十年来,执政政府虽然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治国,但却普遍只视表现椰林、高脚屋、菜市场及渔船等世俗风景画为表现多元社会风土人情的最佳艺术形式符号,而往往意图表现多元社会及族群价值冲突的艺术作品,却被其刻意抑制生长。

10月16日《星洲日报》言论版上的一篇名为《拿督斯里黄燕燕·旅游部长——谈一个大马当代艺术旅游嘉年华》的文章,一再揭示官员们的迂腐思考逻辑。拿督斯理黄燕燕·旅游部长在该篇文章里,辅一开头便娓娓到来:“到巴黎旅游,没到罗浮宫看蒙娜丽莎是入宝山而空手回;到荷兰观光,没去参观梵谷美术馆会让人感觉若有所失;伦敦泰德现代艺术馆游客络绎不绝,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也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朝圣。因为今天的游客出外旅行,除了欣赏自然风景,也一样想欣赏伟大的艺术品”。

拿督斯理黄燕燕旅游部长随后提出她对本国艺术的担忧,“马来西亚明媚风光经由游客口耳相传早已闻名遐迩,但是马来西亚的艺术风景却不为人知。这并非我们没有艺术人才和优秀的作品,而是因为缺乏包装,宣传及呈现而被忽视了”,而且“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背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及色彩,如果我不好好利用这个优势,深入推广大马艺术瑰宝,显然就白白浪费了这个魅力十足的旅游产品”,然后,她继续论证本国艺术的价值所在,“我国拥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具备优秀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法,他们创作的题材直接间接反映了我国独特的人文背景及文化,这对推广旅游业起着一定的作用。无论是游客或是收藏家,在观赏了他们的创作之后,都能对我国的风土民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终于,拿督斯理黄燕燕旅游部长则在文章中段提出了她对本国艺术的宣传与包装策略:“基于我国的画家及画作在国际艺坛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况,因此,通过‘一个大马当代艺术旅游嘉年华’活动,我们可以向世界宣扬我们众多的优秀艺术家我们众多的优秀艺术家及画作,让更多游客把马来西亚定位为高档次艺术旅游度假胜地的首选,让我们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都能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

原来时至2012年,“当代艺术”作为“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以后的产物,在政府部长眼中,竟或已回归艺术效忠宗教的中世纪情怀里,或已重新投入艺术歌颂族群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境中。

这也难怪马国当代艺术一直在区域内被认为颓靡不振,苍白无力了,因为艺术在近代社会作为诠释社会思想、以及推动民众思考的角色,由来竟被执政政府视为招徕旅客的手段而已。

而原来,解决无法在国际崭露头角的问题竟如斯简单,如今只需通过“一个大马当代艺术旅游嘉年华”,便能向世界宣扬我们的能耐。相信前两年在中国上海世博会领略过乌龙百出的大马馆的旅客,都有资格质疑拿督斯理黄燕燕旅游部长所领导的团队,如何有能耐把马来西亚定位在诸如巴黎或伦敦般的高档次艺术旅游度假胜地?

所以,如果拿督斯理黄燕燕旅游部长有天愿意诠释、也能够诠释得出:该怎么看待《蒙娜丽莎》及其作者达芬奇——这名文艺复兴时期同志艺术家的人文思想,才算入宝山而不空手回;同时,到了巴黎罗浮宫也能不忽视另一副更为重要的作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自由领导人民》——如何启迪巴黎民智、并号召群众以对抗腐败政府的话,我才愿意相信,尊贵的拿督斯理黄燕燕旅游部长,也许能够开始代表政府透过“一个大马当代艺术旅游嘉年华”使世界相信我们国家的画家与画作,往后皆不容许轻易被忽视。

(本文已刊登于《当今大马》艺文速写本子,06/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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