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潮下的视觉体验



“艺术家说真话,照相说假话”—— 罗丹



有良知的艺术家在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无法无动于衷。这么说,也许托高了部分艺术工作者的道德感,让其他不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发声或表态的艺术工作者感到不安。不如换个说法:有野心的艺术家不会放着这块好材料而拂尘离去。

一些挑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重大社会事件,经常能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及聚焦了千万目光,这是酝酿日后社会集体回忆必不可少的酵母。所谓时代风味,往往由此而来。艺术家总醉心于新的思想,并孜孜于锤炼崭新的视觉语言与符号,用以表现契合当代思潮的情感,好让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因此,艺术家愿意在作品中对社会问题加以关注的话,能为其作品增添多少历史感之余,还能在实际参与搜索素材的过程中,丰富自身视觉经验。

正如浪漫主义先驱画家戈雅(Fransisco Goya),其在十八世纪的西班牙腐败的现实环境里,虽饱受病魔侵扰,仍於苦难中汲取残酷现实对其心灵的打压与滋养,持续以其画笔描绘了各种丑恶面貌,做出了对暴政与战争的强烈控诉。

180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马德里后,行径凶狠,杀戮无数,当时年已花甲的艺术家悲愤难忍,於无数个流连于街头死尸堆的日子以后,终在1814年拿破仑军队失败撤退后,创作了《1808年5月3日》这幅批评战争的历史画,唾骂施暴者的暴行。

在摄影术未普及以前,戈雅不只用其心灵之眼为人类史上留下了施暴者的身影,也为图像史上创作了表现枪杀场面的经典图式,构筑出人道主义者的典范视觉经验,以致后来者每触及此类题材,必难跨过戈雅模式,即便后来西班牙立体主义者毕卡索(Pablo Picasso)也难能幸免,他那《在朝鲜的屠杀》,干脆偷来戈雅的怜悯与悲愤之眼,为画中笔下人物换装上阵。

由此可见,时空变迁,视觉形式遭遇几代改革,形象与符号几经混搭变样,隔代相传依然是一致的人道情怀和价值认同——不平则鸣,反映时代。

艺术家,尤其画家习惯逃离空谷。但其在象牙塔里为作品锤炼语言,催生作品意义的同时,却难以逃开现实社会与人文景观对其视觉所产生的本质影响。

立体主义者如毕卡索,一生研究形象与空间,同时热衷与多位情人进行情欲纠缠,并从中汲取各式能量,为形象的几何美展开长久的拉锯战。虽然如此,其时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情感究竟不能不为所动。《格尔尼卡》及《在朝鲜的屠杀》,便是毕氏逃出空谷,应对社会事件所产生的情绪结晶。

为此毕氏后来补充:“我不画战争,因为我不属于这方面的画家,……但不可置疑的,战争存在我所画的作品里,可能往后,一位历史学家将论证,我的绘画在战争的影响下改变了。”

诚然,对现实的观看态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它根本上影响艺术家的创作经验;而当观看经验幻化成艺术家作品里的图式符号以后,往往其能指涉不可见之物,隐喻处于匿名状态的情感状态。

马来西亚的黄潮事件,一样影响了许多人对现实的观看方式。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如今飘散着空前腐朽的氛围,贪污滥权造成的社会败坏,惹来民怨不断,时刻蕴酿更换政府的愿望。

为了杜绝选举情况持续舞弊现象,净选盟(Bersih2.0)在2011年提出八大诉求,带领人民穿上黄衣上街进行和平情愿活动,要求选举会干净(Bersih)而公正,却引起警方无理刁难,任意逮捕穿上黄衣的民众,一度搞得“人心黄黄”;惟民怨如弹簧球般,受力越大反作用力更大,强行抑制民怨的结果,使得这场Bersih运动终于掀起更为巨大的黄潮。

这股黄潮所向披靡,至今染黄了视觉艺术圈的边角之际,也丰富了一些视觉工作者的视觉经验和造型方法。譬如下列数位画家对应於黄潮而创作的作品,各有其独特切入点。

老调重弹,图像时代里,绘画早非首要叙事媒介,为观念造型也早有各种数码科技取代之,盖因这是个电脑加工的时代——好莱坞电影工业利用数码科技日夜提供幻象、刺激大众视觉感官;媒体则利用摄影术隐藏现实、扼杀现实、制造现实;互联网用户则迷失于虚拟现实里——也是个现实失语的时代。因此,绘画现已安份退居为抒发个人生命体验的造型媒介,点线面纵横交错,结合色彩指涉不可见之物。

画家谢泽林的三联画“Nothing Happened Here”,便是一次对媒体涂抹事实、掩盖真相的情绪反映。该作品先在底层记录了画者在请愿现场的亲身体验、活动与路线图,再模拟媒体鲁莽的涂抹手法,以苍白的笔触覆盖请愿者的真实体会,试图驱逐现实、制造“这里未曾发生事件”的虚拟新闻。这是画者对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度提出的一次质问:“真相何在?”

真相何在?在媒体国度里,媒体主管殚思竭虑过滤编纂图片与消息,筛选现实,日日输送世界碎片给大众。对于生活仅仅依靠电视与报纸的庸众来说,也许媒体便是世界,便是现实。媒体主管一旦立场有所偏颇,真相随之变形。谢氏看在眼里,手痒难熬,随之抒发胸中郁闷,画里指涉的不可见之物,恰恰在此。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调查,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度的今年排名,已由去年的122名滑落至近几年来新低的145名,这才真正反映一件真相:马来西亚主流新闻媒体持续屈服于强权底下,沦为更能制造幻觉,粉饰太平的图文操控者。智者柏拉图今日有知,自当修正艺术家更热衷制造幻觉这一命题。

笔者拙作《暴民》(见本文上端大图),则旨在调侃警方称谓穿上黄衣上街群众皆为“无业暴民”一事,并试图从三联屏的拼凑方式,营造主体作为“暴民”上街前的一场忐忑心理活动。

事后证实,所谓“暴民”,皆为不畏恐吓打压而硬着头皮上阵的寻常人家,他们自五湖四海而来,精神气质清澄而明亮,与戈雅那群枪口下的人命并无二致。

事隔一年,Bersih2.0升级后,画家陈刚毅则巧妙运用其惯常多视角模式,全方位描绘了2012年4月28日吉隆坡富都路这场掺揉各族各色的“Bersih 3.0”请愿活动。

在陈氏的实地观察里,黄绿潮(绿衣者标示拥护绿色宪章人士)里的人群不分老少,皆手无寸铁,动机单纯,秩序井然地等待下一刻暴风雨之来临。

在陈氏的画里,另一重要信息则在于:事实总是支离破碎,而图像时代,人人或能成为公民记者,个个皆能亲临现场以摄相机为武器,全方位记录真实,拼凑现实。一件重要事件的集体陈述及见证,或更胜于於所谓专业人士的抽象文字及片面评断。

巫裔画家Suddin Lappo最干脆直接,画里自画形象身穿黄色球判上衣,神情果决,代表普罗大众出示手里黄牌。这张黄牌指向何方何处、何个单位,心照不宣,到了时候谁活该出场,大众心中早有判断。这张黄牌,是这个时代大众的共同心声。

所谓时代情绪或氛围,若干年后,与其相信排名一百四十几的新闻媒体所热衷展示的扮嘢偶像,倒不如参照这些心灵之眼下的造型符号。


(本文已刊登于《当今大马》艺文速写本子,31/01/2012)

Popular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