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那些事:杭州驻村有感



我前几年的绘画实践里关注过马来西亚境内的身份认同,移民工与离散相关课题。然而到了另一个国度,其体制的差异所形成的移民工生态与国内相比,可谓南辕北辙。

与许多想要在崭新的空间短暂驻留,借以吸收新能量的艺术家一样,九月初我去了中国杭州一趟,在一家名为杭州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中心的艺术空间进驻,度过了一整个秋天。

三月初,我在这项艺术驻村(1)(artist in residence)的申请计划里,提呈了“计划结合摄影与绘画,截取杭州中心与边缘风景,拼贴杭州当代社会与人文面貌”的想法,尔后,在有关单位批准后,我才可以实地考察城乡移民与劳工群体的生活状况。

九月初至十一月中旬的这两个月多驻村生活里,我用了约莫一个月的时间作田野调查,其中包括访问笔录及影像记录,再有约三周的时间整理素材、创作、剪辑。最终,我在中心展开了为数十天的驻村报告与交流,与来自各源流的参观者讨论与主题相关的现象,或延伸至艺术范畴之内的探究。

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展示

老话那么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手机里微信的新功能——WeRun,每天都在提醒我日行万步的记录,而两个月下来六十万步的视觉与听觉经验,确定了这句老话并未过时: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比我从新闻读来的那些更要急速,那数千计的怪手正如蝗虫般,认真而殷勤地啃噬着老城区。而与杭州各方人士的交流结果,则让我对该地城乡移民的生存问题,有较全面的了解。

高速发展中的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跟马来西亚移民工现状差别最大的是,杭州的这些劳动力基本上由二、三线城市、小镇及农村迁移而来的劳工群体所填充起来。他们在早期被唤作“城市盲流”、“农民工”,直至最近,则是“流动人口”。然而流动人口这个比较中性的称呼,已非单纯指涉农村出身的劳工阶级,它同时意指所有从经济贫乏区迁徙到经济发达区的流动人力。

在中国,流动人口这个概念跟其户籍制度(2)有关。因中国人口过于庞大的关系,每个省份与直辖市都会因地制宜,发展出自己的移民策略,用以控制人口分布,以免发达城市过于拥挤。我在杭州便遇过一个例子,一名中产阶级人士在北京努力三年仍未被该市接纳为落户人口,最终退而求其次落户在杭州。

各种形式的人力流动迁徙模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一直频繁地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度上演。然而我更关注流动人口里的外来劳力群体,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显然更需要正视。后来,于十一月底在北京爆发的“大驱逐”及“低端人口”事件,则更能说明这一情况的严重性。

杭州城中村黄家村的日常早餐店

杭州在举办2016年G20高峰会议以前,流动人口普遍挤住在租金低廉但居住空间窄小、且在被市政府认为“脏乱差”的城中村里,但是这样的情况在G20高峰会议以后有了急剧的调整。

市政府决定在2020年亚运会以前,改造市内两百多个结构混乱的城中村,配合主城区范围不断向外扩张的新城市蓝图,再加上一系列的布局调整、重新规划城市产业结构,以让杭州市能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后,最具一线规模的国际大都市。

美其名“改造”城中村,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两百多个城中村正被急速一一拆除,形成仿佛战后般的荒凉废墟,等待被清理、分解、重建。而在这巨大的城市改造工程里,其中一项不需谈判即可解决的难题,俨然便是藉着征迁来合理驱逐流动人口了。

在征迁过程的三方(政府、发展商、房主)谈判里,房主自然能获得合理的拆迁赔偿与搬迁安排,而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却往往被排拒在外,他们的命运一如任何跨国移民工一样,不被该城视为自己子民,而纯粹沦为低廉劳动力的提供者。他们就如不断迁徙的候鸟般,在这个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里穿梭其间,遍寻不得属于自己的湿地公园后,只能从城市中心一环一环地往郊区后撤。

在我访问杭州流动人口的队伍里,来自安徽省的王大姐是年纪较大的一位,我们在拆迁中的杨家墩相遇,当时她带着两个孙子在废墟堆里的席梦思床垫上翻滚。

王大姐一家六口里,其老伴留守安徽老家,而儿子媳妇则在杭州的工厂里上班,两人收入勉强凑成八、九千块(下同),扣除一千二左右的租金后,就得养活六口人,明显左支右绌。

王大妈与两孙子,摄于杨家墩

目前叫她尤其为难的困境有二:目前住房在农历新年前即将拆除,搬迁后即将面对租金上涨的问题;再来,大孙子到了适学年龄,因为外来人口子女必须面对高昂学费,因此至今仍然未能上学。

王大姐的难题,大概也是中国境内两亿多流动人口命运的缩影。城市的先进医疗建设和公立教育制度,越来越难以负荷由农村迁徙而来的庞大人口压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各地政府决心驱赶这些流动人口。譬如北京市政府在过去几年内,便强制关闭十几所民办的农民工学校。

手段比杭州市政府更为激烈的,是北京市政府最近的一次“大驱逐”行动。十一月下旬,北京大兴区发生一场严重火灾,过后政府竟以保护居民安全为由,并用断水断电、取消供暖这样极端的手段,驱赶该区所有居民。几天之内,数万民众被迫在严寒冬天里打包所有家当,离开北京。

这起事件首次触动农民工及中产阶级的情绪,驱赶消息传出当晚,一时之间,微信朋友圈里传发谴责与“大驱逐”的最新消息。在这被驱赶的数万外来人口当中,不乏被视为高端产业的IT从业人士,以及从事创意产业的艺术工作者等。

即使如此,政府内部流传文件对外来人口的称呼——“低端人口”,这句传递出执政机关自上而下歧视心态的词眼,尤其挑动社会敏感神经。

这与多年来中国政府试图在公关媒体塑造的爱民形象,形成极大反差。而如今,这次事件以后,人们对流民阶级有了新的认知,即任何阶级都有可能日后成为被驱赶的对象,如果他们在此城市的“社会信用积分”表现欠佳的话。

中国政府在成为超级大国的路上,对未来城市文化的设计与操作,一直饱受争议。这十几年来,不断拆迁旧城以图塑造绅士化(3)(gentrification)、商业化城市的面子工程,和强硬驱赶外来人口这种欠缺人道主义精神的举措,在在反映官员在现代化进程里治理观念畸形的情况。

值得忧虑的是,这些备受驱赶的“低端人口”,未来如何带着这份被社会排挤的心情,参与并塑造这个城市?而这个城市的明天,除了处处展示自己经济实力过强以外,能够透过什么载体,输出优秀的世俗与文明价值給世界?

为期两个月的驻村项目结束,我在离开杭州以前,去了一趟杨家墩,好好跟王大姐和俩小孩道别。我挑了几张祖孙合照,冲洗后送给他们留念。希望这几张照片,在其将来不断流动并重构身份的过程中,渐渐体现出其意义来。

王大妈的两个孙子


注释
1. 又名“艺术家进驻计划”,一般指某艺术空间提供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住宿空间及创作经费,以进行艺术创作及文化交流活动。
2.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3.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绅士化,又译为中产阶级化、贵族化,是都市发展的其中一个可能现象,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


(本文已刊登于《当今大马》艺文速写本子,04/01/2018)

Popular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