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12

有朋自遠方來














去年此時,馬文思來馬國自助游,我跟她在吉隆坡會合時,曾帶她到Bangsar吃印度咖哩飯,後又到了吧生嘆福建麵和炒lala,十分過癮。而我那久違的北京腔,才終於盼來了它的子期。

一年後,梅子帶著她新婚老公渡蜜月來了。吉隆坡是首站,為此我抽空了一天的工作,來當個稱職的地陪,從早到晚,被烈阳晒得红彤彤,却也累得十分愉快。

但我可能不太體貼,盡記掛著帶北京人吃香喝辣的,整天下來,都一直點些酸辣風味的葷菜讓人嘗,結果讓倆人吃得直喝冰水。這也許跟酷熱天氣也有關係。後來,那一整盤馬來風光,倆人吃了一口就宣佈放棄,而都讓我一人磕光了,冤枉。

好在白咖啡和煎堆讓倆人贊不絕口,扳回一城。

這樣就又一年過去了,真冤枉。

19.2.12

那溫柔的鄭校長





這幾年,敬重的長者一個個都蹓到天堂享福去了,豈不讓人難受?罷了,罷了,日出日落,花開花謝,本是常態。鄭校長,您四十年如一日永不倦怠地奉獻,您的精神,您樹立的楷模,以及您的溫柔,學生將永遠惦記著。

鄭校長,您一路走好。



《以您為榮》

作曲:林穎茜
作詞:李賢麗

想起您哪老師 內心是無限歉然
您總是毅然地挑起沉重的負擔
從不曾聽說您不甘

念起您哪老師 心中只覺無限驕傲
因為您無私地給了我許多指導
教會我學會不怕跌倒

重重讚美 輕輕責備
您總是如此寬容
我輕輕想起您 深深感謝您
我要以您為榮




17.2.12

穿黃衣的自畫像

'Self portrait with yellow shirt(after Balthus)', 2011

Studies
Color studies
E-invite

'Thérèse dreaming', Balthus
近作一張,畫的自畫像,並穿上黃衣湊熱鬧。為什麼一片愛國的顏色?我也不知道。可能這算是2011年的總結吧,2011是這個社會集體最愛國的一年,平日不怎麼唱國歌,七月九日那天卻有五萬人在街上自發地唱國歌。這張自畫像也算是mamak檔系列的總結。

這幅畫參與了由The F Klub主辦的一個聯展15號開的幕,展至3月3日為止。

構思畫面的時候,想起偶像的畫來,於是便做了這麼一張畫。前年向過偶像德加(Degas)致敬,這回則向偶像巴爾蒂斯(Balthus)致敬。又一個離群索居的畫家,法國人,晚年跟日本太太定居瑞士,專注畫一個又一個的少女裸體,揭露人類內心隱密的一面。

Thérèse Dreaming’是我最喜歡的畫之一,整體構成無懈可擊,氣氛詭異,非常引人遐想。畫裡少女的姿勢經常在我腦裡盤旋不去,總於此刻發酵,和那詭異的心思連體而出。

想的是,網絡時代的人格問題:面子書前,穿黃衣/穿黑衣,約定這個快閃活動,敲定那個捍衛行動,前一分鐘炒熱不公不義之事,後一分鐘分享生活瑣事、私密情事,時刻積極爭取關注點,在後人看來,這個時代的人,究竟會被歸類為怎麼樣的一種人格?

這是一個極具撻伐之能事的時代,撻伐時刻暗湧各處。秒殺的資訊時代,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一種思考模式?而我們在裡頭發的夢,又是什麼?




9.2.12

懦弱


商业社会带来的资源消费模式,致使资源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加上地球人口已臻七十亿之数,如何平均摊分资源,共享福利,该是未来最考验各国政府的课题。这也是联合国一直以来都处理得不好的课题。

早前的系列占领首都活动,已显示底层人民要求社会重新洗牌,拟定更公平社会策略的愿望。另外,外来竞争者分薄市场资源,也产生出一定的群众怨恨来。‘黄祸’、‘蝗虫论’、‘双非’、‘排华’等各种关键词只要上网一搜索,便可出来百万结果,诉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排外事件。

稍具条件的人,自然可以免于资源争夺战的血雨腥风,但因外来者加入竞争而逐渐失势的底层人民,可能是最先发作的一群。于是,种族歧视便像比目鱼似的,安然躲在庞大的社会控诉这条大鱼之下,随时机游窜出来。这些排外事件,各有堂皇名称:以宗教之名、以净化国族之名、以平衡族群福利之名、以肤色排行之名等等。

当然少不了族群优越感。排外者可能心想:后来者凭什么可以居上?凭什么我拿得比你少?为什么体制不对我族更公平些?

但族群优越感再强,也难以促成蛮横的行为。

内心懦弱才会。

越懦弱,越害怕失势,则越热衷拉拢人进来,使出的手段也越猛烈。

1.2.12

忧郁的热带艺术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 1944




1
如今,对于马国这个移民社会里的华人来说,所谓家,属于一个怎样的具体存在?精神上的家园,又倾向何处?有人说,一部世界艺术史,等同于人类的精神史,依此逻辑,若要知道马国华人心系何处,与其相信不怎么老实的主流媒体所乐于宣传的热带笑容,倒不如相信艺术家眼里的忧郁气质。

《弄边》剧照,谭伟富,2010

两周前,我出席了独立导演谭伟富与胡美庭的《回家、离家、搬家》短片放映会。放映会上,播映了《我和阿古斯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天凉好个秋》、《弄边》,和《孝》一共四部短片,所有短片的故事都围绕在回家、离家、搬家这样的内容概念展开。其中,《弄边》给了我较深的悸动。在这部属于半自传式纪实短片里,导演藉着一次回弄边老家(Rompin)探亲的过程,将人声喧哗的富都车站、令人沉沉欲睡的长途巴士、患上话痨症的印裔德士司机、坚实矗立着的新村木屋、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大学女友、永远都在烦心的妈妈、需要按时吃药的爸爸、爱喝酒但其实顾家的哥哥、羞涩于表露感情的自己,以及那条沿路伴着油棕树的南北大道,一律线性串联起来,并让情感缓缓地流淌,非常含蓄,也非常真实。这是许多漂泊在外的新村孩子对于老家的情感啊!

《弄边》这部短片以纪实手法拍摄,片中人物皆非专业演员,各自以自己熟悉的方言表达,印度话与蹩脚的马来话也适时穿插其中,虽然整体看起来生涩,但却生动得恰如其分。作为观众,我深深感动於导演还原现实的艺术坚持。放映会的末段交流时刻,一名资深观众提问:“为何不全程用华语作为语言媒介?”这名资深观众自称看过台湾电影两百部,并推崇台湾金马奖为华人电影世界第一奖,所以献议导演该将目标瞄准金马奖,由此,将来所拍摄电影也该以华语表达为主。

先不论衡量一部电影优秀的准绳,该不该建立在评委能否明白电影里的言语上,或争论拍电影该以表达或得奖为主,我彼时脑里首先浮现的想法是:为何马国华人总是那么‘若为现实故,一切皆可抛?’



2
《金城小子》刘小东和他画里的朋友
《弄边》的乡愁,倒使我想起了《金城小子》这部由台湾导演侯孝贤与姚宏易联袂以影像记录画家刘小东回乡画画的纪录片。

《金城小子》获得了第4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然后,片里的人都说东北话。  

金城是中国画家刘小东的东北辽宁的老家。离家30年到北京发展绘画事业,据刘小东说,这次选择回乡创作,是想赶在小镇被彻底城市化以前,记录点滴存在过的一些人事物。后来在台北诚品书局展出的《金城小子》个人画展里,一共展出了刘小东回乡时创作的大小三十余张油画及纸上作品。这批创作,记录了他这年来回家的情感轨迹,和儿时成长记忆。

有个诗人问过刘小东:四处飘泊的人根在哪里?他回答:出生地。作为现实主义画家,刘小东的创作向来关注生活周边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对精神家园的依恋。早在《金城小子》里的城乡矛盾以前,他的《三峡大移民》系列作品也刻画了因三峡水坝工程而被迫搬迁的重庆、湖北两省的百万移民。这是他最早在画作里表现建设与牺牲的二元矛盾。

他在回老家画画以前,曾跟友人喝酒时感慨道:“我们的记忆都喂狗了,没有东西可以证明我们曾活过。我们的记忆被膨胀的发展吞食了。”


3
话锋至此,大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类使人脑力晕眩的问题大概便要上场了。

欧洲自航海时代掀幕开始,便频繁上演商人/海盗到处掠夺资源的戏码,同时,各国殖民者有了大量在异域占据殖民地的机会。对于另一些哲人来说,他们则积极在化外之境寻找乌托邦,藉由未被文字侵袭的荒蛮部落,净化文明带来的疲惫。例如高更(Paul Gauguin)这名画家,他在法国仍是欧洲文化中心之际,却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起来,经过一番折腾,最后终于抛弃了优渥的证卷行职业,在大溪地找到让他大放光芒的艺术能量,也遇见了他那生命中的毛利族情人。

‘她在14岁就嫁人,现在有14个孩子’,
黄海昌,1994
不过,在欧洲东边的亚洲大陆里,由于野心家的侵略,国势动荡,大举迁徙南洋的中国人显然没有这种在异域里折磨自己精神,并寻找自我的奢侈。这些华人南来的目的,做生意有之,被卖猪仔更多,皆旨在避开战乱,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早期在马来亚刻苦求存的华人命运,便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匍匐前进。马来亚经历过数次被殖民的经验,后在各族先贤合力争取国家独立后,才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自此,大多数华人也才决心落地生根,履行社会契约,效忠马来西亚政府。

马国艺术家黄海昌在《她在14岁就嫁人,现在有14个孩子》里,以自己的家庭结构为框架,刻画了他祖母这名南洋移民的精神面貌。与许多华人的祖母一样,这位形象坚毅,儿女成群的画中主角,为了生计而必须不辞劳苦地穿梭于橡胶园林之间。但她的脸上同时布满无力感,仿佛忧心着十四名孩子的生计之时,仍得面对同化的问题,还有那无止境的迁徙命运。1

一图诉万语,黄海昌的这张作品,烙印着早期华人家庭的刻苦精神与生存状态,成为了移民社会最生动的写照。

虽然如此,华人迁徙的命运,至今依然持续进行着。跟据马来亚大学的郑乃平教授所指,自新经济政策执行以来,超过一百万名华裔马来西亚人出走,移居海外,其中多为专业人士。2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更光明的前程,更公平的施政,许多华人陆续出走,做为施政不公的无声抗议,以致在后殖民时代的马国社会里,华人祖辈的移民身份一直被他族一再提醒,并时刻嘲讽其欠缺归属感的过客性格。

‘住得不满意就回你老家去’!

无法不令人熟悉的措辞。无关知识水平,出口挑衅的人还包括校长。

可是,回哪里去?


4
‘Balik! Atau Membalas Budi’,
Gan Chin Lee, 2010
于是,约定俗成似的,我们一般随时强调自己是华裔马来西亚人,或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才是我们的国家”,回应马来至上主义之余,顺道强调给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知道:“嘿,别再喊错了!”也许是多元敏感社会带来的身份焦虑症。华裔马来西亚人在马国独立后,一般都调整了自己和‘祖国’的位置,而效忠于第二故乡——马来西亚。自此以后,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汉族、藏族还是塔吉克族,都不太列入华裔马来西亚人关心的范围里了,取而代之的是,华人在新祖国里的新朋友,以及各种身份与权益问题。文化对焦,也由此开始投射在椰林蕉风之间。

保皇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则成了隶属祖辈的情感记忆,如今对于出生地在马国的新一代华人来说,可能兴致缺缺,即便知道了,也只‘得个知字’,无关痛痒。

不过,如今在面向大中华文化圈的语境里,华人可以这么分成两派:亲中派和民主派。3亲中派无他,基因里的商业嗅觉使其虎视眈眈于中国广大市场,因而视中华文化为一座发亮的拱桥,才极力推崇母语教育;民主派则长期对应于马来民族主义,在思想上不同意于强权与宗教治国, 积极争取参与建国所该获得的公民权益,并相信於多元复调模式,才是促进族群和谐发展的治国态度,为此才发力维护母语政策。

虽然两方都认同于维护母语教育这一环,但目的不同,教出来的气质,岂无分别?而学习这档事一旦功利起来,视野就要变得狭窄了。马国教育圈流行的读书为考试、考试为文凭、文凭为高币值的学习气氛,你我皆心照不宣。所谓华人文化,在国家独立以后,恐怕只剩母语教育一环受到高度注重。这始于受到强权无理压制的高度反弹。可惜的是,母语当前却只被许多新一代华人视为一种便于简略沟通的工具,再无深层要求。这也掐断了华人文化学术研究的源头。

郑良树曾经在《大马华社与中华文化》一文里,叙述了马国华人文化倾斜发展的现象,他认为,饮食、休闲、娱乐此类世俗生活文化在华人圈里大行其道,汉学研究及中华文化则乏人问津,欠缺大量愿意深耕的人才。4黄文斌对此做出补充,除了政府行政偏差,这也与华社偏重工商社会的‘功利观念’有关。他还说,若与马来文艺界相比,马来友族对民族自身文化创造的自觉与努力,不容忽视。5

此外,安焕然也在《马华文化依然是表演文化》文中重申,马国华社今日虽然仍孜孜于舞狮舞龙、二十四节令鼓、古庙游神等文化活动,即使这些文化品牌在‘大中华文化圈’算稍有名气,但当中精神却已从早年的忧患呐喊,过渡成了纯粹展演的狂欢。他问道:究竟马华本土能否培养出学术大师,而非仅仅斗士?6

只是,人们不自觉舍弃文化包袱的速度,恐怕比斗士争取文化自尊来得快。


5
因吉隆坡捷运而强硬征收苏丹街的计划,再次敲响了华人文化历史面对发展洪流而被迫消失的警钟。

上个世纪中旬,中国政府为了现代化进程,大力推动城市改造计划,其中一项被学者称为文化灾难的计划,便是罔顾知识界的阻扰,鲁莽拆迁数千条北京老城区和老胡同,破坏了北京城原本卓越宏伟的布局与构图。有位清华建筑系教授因此感叹道:“我们正在毁灭这座伟大的古城,不是因为战争、革命,而是因为建设”。

‘路往哪儿走’,潘台明,2009
因建设之名,如今马国捷运公司一样鲁莽地罔顾百年历史建筑,打算让捷运路段穿进苏丹街这条百年老街,并联同土地与矿务局祭出土地法令,威迫苏丹街业主签署征地协议,并以蛮横姿态呛声:‘发展必有牺牲’。惟发展若要割舍国家文化遗产的话,这笔糊涂账,再次反射了马国政府一边嚷着走向文明先进国之时,却一边让文化历史记忆走向萎靡的无知态度。苏丹街是吉隆坡老社区异常重要的一条街,活古迹——人镜慈善白话剧社、乐安酒店、邝福荣洋服、百代影社等许多仍然活生生矗立在该街上,它们作为吉隆坡历史与文化硕果,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理想,也肩负着美学价值的传承任务。

不过,在这次苏丹街征地风波里,需要反思的是,华人对待自身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自觉,仍旧不及马来友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热情,及具体落实於生活里的文化实践。仔细想想,在苏丹街被捷运公司打起如意算盘、觊觎捷运周围地段日后升值带来的回馈以前,是不是先被华人自身慢慢淡忘了其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

譬如上面所提到的《弄边》短片放映会上的观众献议,在华人群体里,恐怕依然充斥‘过于务实’的心态,恰如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形容的那样,华人是务实者与现实主义者。因此,所谓历史与文化牌匾,在现实面前,都能搁置於角落,赢了局面再说。再如安焕然所形容的,马国华社经常只把文化传统,摆在表演和娱乐这种轻得过份的位置上,使其沦为提高民族尊严的过场角色。

在乎的,永远仅仅在于一堆数字游戏——每年不断争加的学校新生人数,持续保持上扬的总体学校成绩,银行户口里陆续增加的个人财富,添置一间又一间的洋房地产——用以象征成功、进步。

那文化建设呢?


6
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在华人圈子里,有些人在有感自身文化遭受冷淡待遇之时,为了驱走寒意,才勉强从储物间取出了关于五千年文明的旧牌匾,让彼此在优越感下互相取暖。然而代价便是,走向文化对话的脚步,因此踌躇不前。

不过种族藩篱架得更高的原因,也许来自1969年的种族冲突。

《伤城》装饰物里的华人堂号,梁友瑄
影像工作者梁友瑄在台湾艺术大学学习多年,对照单一民族的城市结构以后,同样纠结于家国种族政策带来的身份迷思,隐隐觉得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刻提醒自身民族的命运。为了了解扑朔迷离般的69年种族冲突,及了解513事件为其母亲带来的心理阴影,梁友瑄拍摄了《伤城》这部记录短片,在片中藉由跟母亲的几次对谈里,摸索母亲记忆里的伤痕碎片,让母亲在情感焦虑中慢慢得到缓解。梁导演在记录片中后段,重游了故乡槟岛的一些历史古迹,并尝试敞开脚步,走入过往曾因怯意而始终抱持陌生的友族文化活动里,希望借此消除心里疙瘩,拉近距离。

互联网崛起以前,308以前,这样的历史课题,永远无法被广泛讨论,怯弱的媒体,失衡的报导,每每自有解释的套路,所谓平衡报导,却纵容了更多跋扈姿态,让霸权下的弱者只能在咖啡店宣泄。 面对碎片般的历史记忆,和断垣残破的文化习俗,所谓完整的国民人格,犹如缺了支撑胸膛重心的腰椎一样,无法直挺;也或许憧憧历史阴影一直尾随,乃至不愿放下身段,马国华人只好持续出走,到更文明的国度,在更自由的空气里大口呼吸,才能理直气壮论证自己的存在价值,找到存在感。

法国人类学家,也是结构主义代表的列维·斯特劳斯却选择了从文明走向原始,反思文明进程。他在二战前写过一本在异域里寻找自我的著作,叫《忧郁的热带》,试图在各个原始部落的习俗、神话、语言、图腾里思索社会架构,厘清现代化的种种权力关系,对社会学领域带来诸多贡献。里头,他写过这么一句话:“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交流越少,它们就越不可能为对方所腐蚀;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这两种文化各自的使者也就越不可能掌握他们之间差异的丰富性和重要性”。7

惟在马国,面对差异性截然相对的友族文化,这个丰富性,恐怕仍然停留於饮食文化交融的水平里。

不,如今还多少掺和了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的味觉记忆。


7
旧时苏丹街
捷运征地事件以前,苏丹街、茨厂街等这些老社区因为全球化、城市科技化等原因,老居民逐渐外迁,旧式营业店屋和文娱活动还没来得及转型,便已消退在年轻华人的视线以外,加上雇佣外劳热潮,促使大量各国外劳进驻区内,对准外劳需要的各种商业店铺如外币兑换店、外劳中介所、餐馆、旅社等纷纷林立,因此,对许多新一代的华人来说,吸引力渐弱,宁愿却步于外。虽然该地毗邻富都车站,来来往往的游客与乘客,仍然络绎不绝,但是昔日实在的老街区情怀,就要急速褪色成黑白,仅能通过讲古活动,才能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

苏丹街老街坊杜志昌医生在捍卫百年老街的讲古活动上,根据其阿爷著作《杜南先生哀思录》及成长记忆,娓娓道出苏丹街上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人、事、物。对照那些许多影响过华社先贤的精神,再看当今老社区的凋零景象,以及被强制征收的命运,让人陡然倍觉荒凉,心生酸楚。百年老街依然矗立着,人犹如此,拆迁以后,人何以堪?守护文化,便是守护精神生活,面对历史,文化,言语,建筑这些重要文化载体,华人若然持续抱持随看随抛的务实心态,集体精神走向颓靡,指日可待。

在这场苏丹街征地风波中,扮演要角的建筑学者张集强明确指出了保存老街道的重要性。他说:“这些老街道,以及街道上的建筑、老商号、店屋、老居民等,是构成吉隆坡历史的最主要元素。因此,要保存吉隆坡的历史,应该要朝向保存完整老社区的方向来思考。在这样的条件下,苏丹街即使不是最老的一条街,它仍然是构成老吉隆坡最主要的一条街。倘若苏丹街失守,当局计划中的商业大楼完工,将牵动整个地区的产业经济,老吉隆坡社区的容貌必将消失殆尽。如果都市发展只重视经济价值而忽略了人文价值,最终只会形成一个没有生命(soulless)的都市”。8

由此,张集强强调:“事情演变至今,球已不在业主或捷运脚下,而是端看民众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权力机构的优势是,沉默即代表认同,如果民众对苏丹街的征收事件没有强烈的主张,即代表整体社会的多数站在捷运公司那一边。因此,如果你还关心苏丹街的未来,关心吉隆坡的历史及文化遗产,就没有理由到这时候还不出来举手表态”。9

对于热衷危言耸听、渲染情绪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我必须在此补上一枪,作为本文总结——这何止关心百年老街的命运而已,捍卫苏丹街,长远来看,等于预防民族文化精神从精神忧郁走向精神衰弱,这比各家关心自家孩子在学校里考多少个A,还重要得多啊!


8
‘苏丹街’,刘德梁,2011
行为艺术家刘德梁想得周到,知道马国华人处尊养优,惯于沉默,耽于忧郁,所以选择牺牲肉身,穿透大街小巷,积极提醒民众的人权意识及公民权益,让愿意表态的各种阶层人士在其肉体盖上‘苏丹街Jalan Sultan’的印章,象征支持这场捍卫运动。

惟肉体只是浮云,聚散有时,存活在世上短暂得可怜。况且只在肉体表皮上盖个章,表形却难以表意。在盖章的同时,有否也把先辈历史与理想也刻在心底,这个难度,值得深思。




注一:资料引自[马]Karim Raslan《东南亚行旅漫记》,林青青、康中慧译,星洲日报出版社,2004年6月,第211页

注二: 资料参考[马]潘永强< “回去”中国:出去或呛声? >一文,见《我们的时代精神》,吉隆坡,燧人氏事业,2011年11月,第47页

注三:这个比喻引自[马]黄进发<大中华民族主义有利华社吗?>一文,见《独立新闻在线》,2010年11月14日

注四:<大马华社与中华文化>,郑良树,《社会变迁与文化诠释》,何国忠编,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

注五:<从钱穆持守传统文化的意义反思马华文化之建设>,黄文斌,《社会变迁与文化诠释》,何国忠编,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

注六: [马]安焕然<马华文化依然是表演文化>,见《星洲日报》,2012年1月14日

注七:<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 ,[美]桑格塔《反对阐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4月第2版,第79页

注八: [马]张集强<苏丹街的保存意义>,见《星洲日报》,2011年10月16日

注九: [马]张集强<独立遗产大楼VS百年遗产老店>,见《星洲日报》,2011年12月25日



(本文已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艺文,31/0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