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难过天天过

昨夜在画友的画展上遇见了长璜兄和Nancy,自然又像磁石般地凑过去,聊东聊西,不亦乐乎。这时代特别是这艰难环境,有条件浪漫起来的人不多,所以见到了长璜兄,自是欢喜交心。

他谈起了我那时候写的毕业论文,说那时候逢人就叫人去看看老颜写的东西,怎么现在竟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没在继续耕耘。唉,羞愧,我说。是时候振作起来,想想法子了。

我们都慨叹,马国教育圈什么不善栽培,就专门栽培逃离的人才,避开政治现实,加入为他国造梦的大军里。长璜兄说起了当年天狼星诗社的浪漫史,黄山大会的荒谬史,叫人听了乐不可支,哈哈大笑。倒不知,这些人现在都去了哪里。他说,被家庭营生问题淹没了。不过,淹没这个词不对,专注贴近生活,平淡过日子,难道不是幸福的一种方式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他们做了什么选择,与君何干?何以愤怒?何以不解?

我们的时代,是不是少了出题目的人,让大家得以继续考试,才有办法调动起来那些浪漫的梦想?我寻思,中小学老师们,可有教青涩的娃儿如何做梦,如何叛逆於时代洪流?我庆幸那时候不太听课,听面色苍白的老师说考试该注意的地方。

这不,栗宪庭就曾摇着头,说:我不想说话,有什么呢?我们的会开得够多了,可解决了什么问题?最后他还是痛苦而动情地吐出了积压已久的一口乌血。

Bayu进来了,即和长璜兄和Nancy展开了冤家般的拌嘴,相互调侃,我马来话不灵光,只好专注在旁聆听。我们都为那些已不鲜活的画坛旧事,摇头叹气。我的摇头,更多地为这片土地造出来的恶果而摇;我的叹气,更多地为那些没办法穿越层层沙漠而倒在边上的灵魂而叹。

最后当他们说出'Don't talk about Balai, Balai sucks'时,大家又痛快起来了。

十一点三十分,这三个冤家相约喝茶去,我则提着我的玻璃鞋,驾着我的南瓜车,回家倒头大睡去。

近来太累了。身心俱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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